“看来这里真的是阴庙啊,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猜错!”崔明丽深吸了口气。

崔明伏倒是摇了摇头,“草,在这里镇场子的可是牛人张献忠啊,你想想看,他生前可就是枭雄,到死后仍旧是鬼王一般的存在,有这么一牛人在,我看这里早都已经是‘大凶之地’了啊!”

我和崔明丽对视了一眼,即使不说,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面也仍旧心知肚明,崔明伏这家伙明显地就是在打退堂鼓呢。别的不说,这句话就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,那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再朝着这庙门当中再踏进一步。

“喂,老崔,你这样子很没意思啊,因为你次次都是这么回事儿,总是到了关键的时刻都畏首畏尾的,我们是来救人地,并且这危险咱们是一开始的时候,就遇见了的,可即使是那样子的话,我们还是答应了妮妮啊,你现在又是为什么呢?你这样子,让我很鄙视你……”我冲着崔明伏,做出了一个“鄙视”的动作。

“擦……”崔明伏冲着我咒骂了一句,“你有没有搞错啊小子,我这本来就是为了你们好,你们两个都是愣头青,现在到了这枭雄的地界儿,人家吐口痰就可以把咱们给淹了,你可倒好,你还站在这里,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多牛逼吗?”

崔明伏的话刚刚说完,崔明丽便白了他两眼,“行了,哥,这话您能咽回去吗?我们两个已经强烈的表示我们再也不想听这句话了。”

说完之后,崔明丽又拉着我往前走着,崔明伏却仿若一个门神似的站在了门口,虎视眈眈地在看着我们,那模样几乎可以把我们整个儿都给吃了去。

他经常性地用这种方法来瞪着我们,但是我们却早都已经把他当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纸老虎,对于他的话自然也是不予理睬。

我们两个走进了这座庙宇当中,但让我们惊奇地是,这是一座竟然敬奉的是一对身着官装的男女石雕像,雕像男左女右,显现威严端庄的坐立形态。其左边为一怒目圆睁的武将,右边中间端立的是一位文官,文官左为一夜叉,右为一侍女。从其着装上推测,应属于宋、明年代服饰。

明装与唐装相比,在于衣裙比例的明显倒置,由上衣短下裳长,逐渐拉长上装,缩短露裙的长度。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。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。但是纽扣并非始于明代,从元代的辫线袄子腰围部分曾经见到过钉纽扣的形式。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,体现着时代的进步。另外理学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风格。

明代女装上衣是三领窄袖,身长三尺,露裙二、三寸。当时扬州流行一种新式样:女衫长二尺八寸,袖子宽一尺二寸,外护袖镶锦绣,冬季镶貂狐皮。

裙装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浅淡。裙褶十分盛行,有细密褶纹,也有大褶纹。褶纹装饰十分讲究。有的还将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,取名"百褶裙",一种二十四褶裙取名"玉裙"。明代服用此式较为普遍,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,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,长五尺七寸,服用时绕过脖颈,披挂在胸前,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,因此越发显得高贵。

明代士人服饰 明代圆领大袖衫为儒士所穿的服饰,与其他官吏一样,都有详细的制度。如“生员 衫,用玉色布绢为之,宽袖皂缘,皂条软巾垂带。凡举人监者,不变所服。”这是从江苏扬州明墓出土的一套士人服饰。在当时被称为“直裰”,或称“直身”。

明代官吏朝服与公服戴幞头、穿织金蟒袍的官吏。明代文武官员服饰主要有朝服、祭服、公服、常服、赐服等。蟒袍是一种皇帝的赐服,穿蟒袍要戴玉带。

蟒袍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,本不在官服之列,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、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。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。

张献忠称帝后,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,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,借以抬高身份。张亚子是东晋人,曾长期居住七曲山,晓诗书,精医术,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,排忧解难,敬老爱幼,扶危济困,深受百姓爱戴,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。

唐代封为英显王,元代称为文昌帝君。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,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,故又称梓潼帝君。崇祯年间,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,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,倘若我打了胜仗,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。张献忠占领成都后,立即发银五万两,役夫数千,兴修大庙,金碧辉煌,题为“天圣神祠”。张献忠亲自题诗:“一线羊肠游天堂,此处万世永无忧;神来仙来仙是神,世世流传与天休。”

又一首曰:“高山有青松,黄花生谷中;一旦冰雹下,黄花不如松。”堪称典型的歪诗。同时,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,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。

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,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,做为新朝的王宫。任命了左右丞相,六部尚书。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,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,令率马兵征服山东、辽东、高丽、东洋诸国;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,征讨南省及暹罗、东京、西贰、南洋、斐利该等地;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,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;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外蒙各地。张献忠新衣新帽,端坐殿中,文武百官,叩拜如仪。献忠抚髯大笑:“起来吧,龟孙们,弄得还挺个样哩!”

与大兴土木相配合,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300个,作为妃子,养在后宫。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。仪式举行完了,接下来做些什么呢?毕竟开国了,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,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,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“流寇”时一样,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。如何治理呢?

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。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,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,军纪确实相当严明,除了抵抗者之外,并不滥杀无辜。因此,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,生产生活开始恢复,大西国开国之初,呈现一片兴旺景象。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。

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。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,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:一是警察管制;二是暴力镇压;三是特务统治。张献忠信奉暴力。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。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、注重策略,软硬两手一起抓。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。他们迷信“只要有刀枪,没有办不成的事。”

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。过去,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他们一贯是“因粮于敌”,“饥则聚掠,饱则弃余,已因之粮,不知稼穑,地生之利,未问屯种”。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,自称建国,然而,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。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,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。

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“打粮”。所谓打粮,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抢”,放纵士兵在“国家”之内强抢。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,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农民,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敌人,而是见粮就抢,见猪就杀,见人就绑,绑起来用火烘烤,逼他们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。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,也“杀而夺之”。

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,张献忠入川之后,兵锋所过,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山里,大片土地撂荒。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,进行经济生产没有任何意义,“民遂不耕”,田地大片荒芜,百姓益发大量逃亡。

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。在明末诸雄中,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,横行天下,据地开国,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。在张军中,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“马七步三”,主力部队“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”,“介马有付,去来如风,一日夜踔数百里”。每到一处,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,其他均不在意。

“可就算这里是供奉张献忠的,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呢?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地方呢?”崔明伏的话在屋子里面响起,把我们几个给惊得一个趔趄,并且猛地抬起了头来。

“擦,你不是说你不来吗?”崔明伏大吼了一声……